月度存档: 十二月 2010

我的民族观

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它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是十三世纪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只有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十三世纪蒙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六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给蒙族和尚盖喇嘛庙,不许汉族种蒙族的地,也不许跟蒙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族,抵制汉族。

    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大深了,人大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像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当时守长城的汉族总司令是爱情至上的吴三桂将军,听说首都北京被流寇攻进,皇帝上吊死了,他按兵不动;但接着听说在北京等他的情人陈圆圆小姐也被抢走了,他就不再忍耐,于是他跟敌对的满族拉手,借满族的兵,去救他的陈圆圆。这以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满族进了北京,不再走了。他用最隆重的丧礼来为明朝的殉国皇帝发丧,同时把孤零零陪这个皇帝同死的一个太监,陪葬在这三十五岁就自杀了的皇帝身旁,他们又消灭了攻进北京的流寇,然后在北京出现了满族皇帝。

    满族对汉族说:‘杀了我们皇帝的,是我们的仇人流寇;杀了我们仇人流寇的,是我们的皇帝。’这是一种巧妙的代换,把汉族的皇帝的底片,跟满族的皇帝的底片重折冲洗,’皇帝’这个名词没有变、这个象征没有变,但是照片上的相貌,却不同了。

    满族决定用一些具体而明显的方法来使汉族屈从,于是从头做起,先改变汉族的发型。用你肯不肯改发型,一望而知你肯不肯就范。汉族旧有的发型是留长头发,但是满族却是留辫子,留到今天,我们尽管恨满族,可是还是得跟着留辫子。

    不过,满族虽然被汉族所恨,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它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屈股底下〔抗议!〕,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

    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氏、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大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

    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的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一一没有胡骚味!

    〔其实远古的黄帝也很可能是西北来的“胡人”,炎帝一族才是本土的。至于蚩尤一族敝以为是中国南方的,有人则认为是西方海外来的。究竟如何,待考。〕

    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夷狄观念,是根本就弄错了的,到今天谁是中国人,可难说了。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它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夷狄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

    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氏羌的、是吐着的。是苗谣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

    我们读古文‘吊古战场文’,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竞海为关,茶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

    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 ‘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

    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五十八年前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以外,一八四零年以前,黄帝纪元公元前二六七四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一十四年里,压很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他们都是中国人!

    作者:李敖

我的世界观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简朴的生活,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Schopenhauer)说,“人能够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①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启示;在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他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科学与艺术工作领域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冷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该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②象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式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③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类生活的壮丽行列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是迟钝的。④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所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刮,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⑤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加以有计划的破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神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种神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所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象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